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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治理医药领域贿赂顽疾 多方联手 受贿行贿一起查
近日,浙江省丽水市中心医院原麻醉科主任雷李培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判决书显示,雷李培利用职务之便,在药品、医疗器械及耗材的引进和使用过程中,收受新晨医药等医药企业回扣共计332万元归个人使用。记者梳理发现,今年以来,重庆市黔江中心医院、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第一人民医院等多家医院的院长、主任、医生等因收受药企贿赂而受到党纪国法惩处。  如何治理医药领域行贿受贿顽疾?记者为此采访了多位医生、医药代表、卫健委干部和纪检监察干部等。  行贿手段日趋隐蔽,“回扣式”销售成潜规则  收回扣、拿提成、感谢费,短短5年间,雷李培就收受医药公司贿赂超过300万元……随着案件细节的曝光,药企的灰色营销手法也逐渐浮出水面。  从近年来查处的案例看,医药领域行贿手段呈现出花样翻新、次数频繁、金额巨大等特点。记者调查发现,在一些地区,药品“回扣式”销售成了公开的秘密,产品的回扣比例都是提前谈好的。有医药代表坦言:“用药品价格45%左右的回扣,招揽在医院有关系的二级代理商打开销售渠道。”  办案人员介绍,2017年2月至2019年9月,新晨医药销售的吸入用七氟烷、盐酸右美托咪定注射液等5款药品在丽水市中心医院麻醉科使用。销售代表徐某和叶某按照一定比例计算,送给雷李培回扣款236万元。  医院“关键少数”成为医药企业的“主攻对象”。广西钦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原院长周钦,长期接受医疗器械供应商林某的感情投资。从请客吃饭到别墅首付和装修款,林某无所不至。作为回报,林某公司的直线加速器、ECT、彩超等医疗设备产品顺利进入该院。  “由于药品、器械能否进入及卖多卖少的操作权在医院,一些企业不惜花重金对拥有决定权的有关负责人开展行贿公关。因此查处的受贿人大多为医院领导和具有处方权的科室负责人或骨干医务人员。”办案人员告诉记者。  以往常见的行贿手法是以“搞好关系”“感谢关照”为名赠送红包、购物卡等。随着监管加强,行贿手段也更加隐蔽,如为医生请保姆,帮助子女升学,或把贿赂款列为咨询费、推广费等。  高回扣腐蚀医疗队伍,阻碍行业发展  在雷李培案件中,这样一个细节备受关注:新晨医药销售代表送给雷李培回扣款的5种药品中,5ml的常用注射液左布比卡因,中标价20元,回扣费5元,达到中标价的25%。  回扣比例如此之高,那么医院开给患者的价格是多少呢?经了解,根据“药品零差价”政策,患者拿到手的仍然是每支20元。“药品零差价”是指医疗机构或药店在销售药品的过程中,以购入价卖给患者,这些医疗机构或药店一般会受到政府的补贴。  拿到回扣款后,雷李培将部分上交麻醉科,剩余的归个人所有。办案人员表示:“交给科室的回扣,由科室集中管理,除了按每个医生的开药量分配给医生外,还会留下一部分作为科室公共活动经费。”在这种回扣方式的影响下,医生给病人开的药越多,能拿到的回扣就越多。  丽水市中心医院相关负责人说:“医务人员收受回扣和财物一旦成为潜规则与行业风气,就会丧失医德,甚至违纪违法,最终抬高医疗费用,加重患者和医保基金的负担,加剧医患矛盾。”  在北京某医药企业咨询管理公司主管王立凡看来,医药领域贿赂问题频发,除了医务人员自身廉洁底线失守外,跟行贿行为即使被查处、受到的惩罚也相对偏轻不无关系。  通过裁判文书网检索发现,从2013年到2019年12月,医药领域贿赂案件超3000起。但处罚主要集中在医务人员受贿行为上,很少将药企牵涉进来。案件查处过程中,行贿人、受贿人常以“惯例”“潜规则”等借口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辩解。新晨医药行贿问题曝光后,其母公司恒瑞医药很快发声称,“该事件是子公司员工个人行为”。  “治病要去根,必须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王立凡说。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卫健委纪检监察组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加大压力传导,按照“谁主管、谁负责”和“管行业必须管行风”的要求,围绕医疗卫生领域突出问题,深入开展专项整治。  该负责人还介绍,目前已采取相关措施。包括建立行风建设管理部门与驻委纪检监察组的配合协作机制,要求涉纪涉法问题线索及时向纪检监察部门移送,快查快办,“一案三查”;探索建立全系统行风建设工作的统一管理机制,指导省级卫生健康部门、大型三级公立医院配备专职行风建设干部等。  从源头上深化治理,铲除腐败问题滋生的土壤  医药领域行贿受贿问题屡禁不止,亟须对症下药。记者采访的多位学者和专家表示,医药领域腐败比起其他行业,造成的社会危害性更大。他们建议:坚持行贿受贿一起查,加大对行贿企业的处罚力度,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铲除腐败问题滋生的土壤。  雷李培一案得到查处后,丽水市纪委监委督促市卫健委召开全市清廉医院建设工作推进会,部署开展收受红包、回扣问题专项整治,查找漏洞,着力做好案件查办“后半篇文章”。丽水市中心医院针对麻醉科开展专题廉政教育100多人次,组织院领导和高廉政风险科室负责人赴之江监狱开展警示教育,对新分配的180多名职工开展上岗前的医德医风教育培训,医院党委书记、纪委书记分头与重点科室负责人、重点岗位人员开展廉政谈话。  丽水市卫健委相关负责人说,“我们在已查处问题基础上,全面梳理科室廉政风险点,推动形成一套可借鉴、可复制的医院临床科室廉政风险防控举措。”  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强调,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对巨额行贿、多次行贿的严肃处置。落实全会部署要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充分发挥职能职责作用,围绕加强党的领导、健全工作机制、强化制度建设、创新工作方法等,坚决整治医药领域行贿受贿问题,形成纪检监察机关、行业主管部门、司法机关联动之势。  安徽省对卫生健康系统开展省市县三级联动巡视巡察,推动查处了一批问题线索,对违规招标采购、收受回扣等方面列出负面清单。江西省在《全省医药流通领域商业贿赂专项整治行动工作方案》中明确,科研费、统方费、赞助费、新药推广费等均被定性为商业行贿。天津市印发《天津医院内部医药经营企业代表接待管理办法》,加强医药代表管理,对不择手段拉拢腐蚀医院领导、医务人员等行为,坚持严厉打击,挤压“围猎”空间。  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对商业贿赂增加了行业禁入规定。国家医保局2020年的行政执法列表中,也有对购销环节商业贿赂加大检查的相关要求。国家医保局《关于建立药品价格和招采信用评价制度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提出建立医药企业价格和营销行为守信承诺等六项制度,明确药企要为代理人的商业贿赂行为承担连带责任,列入失信将失去招采资格。  6月5日,国家卫健委、工信部、公安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印发2020年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工作要点的通知》。通知明确提出,开展打击医疗机构从业人员收取回扣专项治理,重点检查医疗机构从业人员接受药品、医疗器械、医用卫生材料等医药产品生产、经营企业或经销人员以各种名义、形式给予回扣的行为。对查实的医疗机构从业人员要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对涉案的医药产品经营者给予回扣的违法线索移交市场监管部门,对受到行政处罚的涉事企业应当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予以公示。同时,对巩固医药流通领域改革成效,也作了部署。  专家表示,这些举措为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划清行为红线,对打击医药领域商业贿赂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有利于推动形成风清气正的行业风气。
市第二人民医院:有力有序有效 开展“三个以案”警示教育
“三个以案”警示教育开展以来,铜陵市第二人民医院党总支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精心组织,真抓实干,推动警示教育有力有序有效开展。 一.深谋细划强学习。院党总支三次召开(扩大)学习研讨会议,深入学习贯彻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省纪委十届五次全会精神和市纪委十届五次全会会议精神。院党总支书记、院长吴竹林领学《市卫生健康委2020年深化“三个以案”警示教育实施方案》,要求全体党员干部要深刻认识开展“三个以案”警示教育的重大意义,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要突出以案为戒,注重问题导向,注重实化举措,在精准施策上下功夫。强调医务工作者必须认清当前所处的反腐形势,始终做到心中有法、脑中有法,依法行医、廉洁行医。党风廉政建设没有旁观者,决不允许存在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心态,更不能有法不责众、心存侥幸企图蒙混过关的心理,必须高度重视、深刻反思,自查自纠、立行立改。 二.真实案例以警醒。医院各支部分别于5月21、22、26日下午组织开展了“三个以案”警示教育学习研讨会。用发生在身边的典型案例,要求全体医护人员,守住反腐的底线,思想上做到不敢腐败,不想腐,不能腐;行动上设好防线,真正做到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通过我们身边人的典型案例剖析,加强个人党性,职业道德和党风廉政建设,切实营造好风清气正的医疗环境,保持优良的作风,真正做到以案促改,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理念,提升居民就医满意度和获得感。 三.会议期间参会人员进行了“领导干部需做到慎独慎初慎微慎友”为主题的集体谈心、谈话。与会同志结合学习思考谈认识体会,结合具体实际谈工作打算。大家一致表示,要主动担当作为,忠诚履职尽责,以公开促公正,以透明保廉洁。
【案例】被红包击倒的疫情防控检查组
提起端午节前被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点名通报的事,郭龙虎懊悔不已:“自觉羞愧,无颜面对。”原本是山西省临汾市蒲县应急管理局党总支书记、四级调研员的他,因为一起违纪违法行为,受到撤销党内职务、政务撤职处分,降为二级主任科员。  通报显示,今年2月14日,在疫情防控最吃劲的阶段,蒲县应急管理局、县卫生健康和体育局开展联合检查,郭龙虎带队对某煤业公司疫情防控期间的复工复产、职业卫生工作进行检查验收,包括他自己在内的15名检查组成员分别收受该公司1000元到2000元不等的红包。随后,临汾市纪委监委查处该案,多人受到党纪政务处分。在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深入人心、纠治“四风”持续深化,特别是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段,监管者为何还敢顶风违纪?  迎检成了“公关”  蒲县位于山西省西南部,有着“寸土寸金”的美誉,1500多平方公里的县域面积中,含煤面积在90%以上,地质储量超百亿吨,围绕煤炭资源形成的工业经济对全县GDP贡献率超过60%。  因此,在全国疫情防控最吃劲的2月,蒲县在未发现确诊病例、受疫情影响相对较小的情况下,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加快推进煤炭等行业复工复产。  为防止相关企业因准备不充分而出现设备带病运行、安全管理不到位,甚至抢工期、赶进度,超能力、超强度生产等问题,蒲县应急管理局、县卫生健康和体育局等单位组织力量,联合开展检查验收,未通过验收的不允许复工复产。  坐落在该县乔家湾乡的某煤业公司,是一座年产能力超百万吨的大矿。对公司来说,早一天复工复产,就可能带来上百万元的收入。为通过验收,尽快复工复产,该公司迎检人员起了“歪心思”,琢磨着给验收人员送点“实惠”。  于是,在2月14日,郭龙虎带队对该公司检查验收时,该公司负责人决定给验收人员赠送现金红包,金额确定为1000元、2000元“两档”。“想着送个红包,让检查组照顾一下。”公司负责人这样解释。  违规收钱当“补贴”  身为县应急管理局党总支书记的郭龙虎,自2月3日该局成立煤矿企业复产复建疫情防控验收工作领导小组后,就担任验收工作组组长,负责带队检查。2月6日,该县卫生健康和体育局成立职业卫生验收工作组后,该小组4人便与县应急管理局验收工作组同步开展工作。  提起2月14日检查该煤业公司的经过,联合检查验收组的组员们记忆犹新:“一共有19人参加检查验收,其中县应急局15人、县卫体局4人。内容主要是检查企业疫情防控、隐患排查、复工复产准备工作。”  就在检查验收过程中,数百张百元大钞被塞到了19个人的手里。“疫情期间来检查很辛苦,既冒着风险又吃不好,这就当是生活补贴!”煤业公司工作人员边塞红包边说。  郭龙虎当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规定,党员干部不得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礼金、消费卡和有价证券、股权、其他金融产品等财物,不得收受其他明显超出正常礼尚往来的财物。“虽然知道不合适,但总觉得别人不知情、不会被发现,就收下了这个所谓的补贴。”郭龙虎说。  另一名带队组长、县应急管理局主任科员于海泉同样没有拒绝。他回忆说:“当时就认为,该企业是自己的管理服务对象,退回去有点不给人面子,以后照顾照顾他们就行了。”  思想上松一寸,行动上就松一尺。当把管理服务对象的礼金看做是“补贴”时,郭龙虎、于海泉就坦然收下了红包,认为这是“照顾企业面子”。据后来调查证实,该联合检查验收组共19名成员,除4人拒收外,其余15人都收下了红包。  3天查清违纪事实  纸终究包不住火。  今年1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印发《关于贯彻党中央部署要求、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监督工作的通知》,对纪检监察机关开展监督工作提出明确要求。  郭龙虎等人收受红包后不到20天,临汾市纪委监委在监督检查中发现了这个问题线索,当天就实行提级办理,组织精干力量成立核查组。3月6日,涉案的15人被立案审查调查。  对于郭龙虎、于海泉等人口口声声所谓的“补贴”,办案人员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行为本质上是权钱交易,严重违背了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要求,损害了营商环境,败坏了党风政风。如果任其发展,势必会破坏一方政治生态,污染社会风气。”  该案发生在疫情防控最吃劲的特殊时期,临汾市纪委监委迅速启动疫情防控问题线索“快查快处”工作机制,仅用3天时间便查清了全部违纪事实,对涉案的15人作出了党纪政务处分,违纪所得被予以收缴。  在严肃查处违纪违法问题的同时,临汾市纪委监委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始终,引导涉案人员认识错误、积极改正。“组织给了我改过自新的机会,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一定坚守底线。”于海泉忏悔。  618人上缴红包礼金  “一是对一线工作人员的管理教育做得还不到位;二是廉政教育压力传导不够,‘一岗双责’落实不到位;三是对分管领域、分管部门的‘三基建设’关注不够……”蒲县县委常委、分管安全生产工作的副县长李有红,在剖析该案发生原因时表示。因对该案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他被诫勉谈话。  不止李有红,记者拿到的一份处理结果显示,除15名收受红包人员分别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党内警告,政务撤职、政务记过等相应处分外,该县应急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张国平,县卫生健康和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田盈因落实主体责任不到位,分别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县纪委监委第四派驻纪检监察组负责人杨花平、第八派驻纪检监察组组长王皇青因履行监督责任不到位,分别被诫勉谈话。  对此,临汾市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表示,该案暴露出一些基层单位党的领导弱化,全面从严治党不力,主体责任虚化空转;同时,相关纪检监察派驻机构监督责任落实不到位,监督作用发挥不足。“必须以强有力的问责推动责任落实。”  在处理涉案人员、问责相关领导干部后,一场为期3个月的“惩前毖后、创优环境”教育活动在临汾市应急管理系统展开,各单位以案为鉴、以案促改,深入开展警示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督促约束公职人员公正用权、依法用权、廉洁用权。活动期间,该市应急管理系统集中开展收受红包自查自纠,全系统有618人主动上缴红包礼金,总计44.4万元。  “我们将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此次通报为警示,坚持问题导向,通过查处一案、教育一片、警示一方,发挥查办案件的治本作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强纪法保障。”山西省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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